作者：范曾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党宣言》）。一百多年过去，当人们准备忘记这个幽灵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伟大预见又似不老的常青之树，在貌似辉煌却已空上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抽丝吐绿。人们惊异地发现，马克思像魔术师一样，挥动起他的魔棒，挑开了一百多年来资产拥有者不尽的谎言。他们的辩护士们的巧言令色，曾欺骗过无以数计的群众、学者和高智商的天才们。《共产党宣言》言之凿凿的名言：资本主义将一切“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而它的剥削则是“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共产党宣言》）。那些失去了白领、失去了工作的人们，他们微乎其微的储存着的金融债券在瞬间蒸发之后，剩下的是失望和彷徨。而学界却从尘积的旧书中看到了光明之所在。德国已拨出上亿的马克，重编马恩全集。钻石永远是钻石，不管它被沉埋多久。
当一个小孩吹肥皂泡的时候，吹到最大的时候，那五色斑斓的彩色，真足以令人目迷而心醉。然而，只须要一点点风吹草动，那绚丽的泡沫霎时间破裂，飘零的是破碎的水珠。脆弱是它的特性，因为它的名字叫泡沫。多米诺骨牌的一路倒下，除去脆弱之外，还包含着整个的体制的危机。社会的风暴，有些像自然的风暴，往往起于微末而霍然坐大。正如爱德华·劳伦斯说：“南美洲森林中一只蝴蝶翅膀的煽动，会引起北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巨大的飓风”。这风，来得这般急、这般迅猛、这般毁灭性。1929年的经济危机已不过成为记忆中的小小的一池漪沦。那时的资本主义像破落户一般的景象，今天却增大了一万倍。整体性的坍塌已从那控驭着全球的银行的倒闭，敲起一阵阵撕肝裂胆的哀钟。越是需要果断、需要决策的时候，议员们越是神气，议员们，你们争论吧，无论如何的救市，那都是杯水车薪。因为你们的五色泡沫太大、太大，不禁使人误以为资本主义是人类希望之所在，它的制度似乎是无可挑剔的神话。曾几何时，美国总统竞选者无一例外地用以鼓动人群的滔滔雄词：美国依然领导世界。言犹在耳，我们却听到悲凉的回音已弥漫了全球。“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这国际歌似乎没有过时。摆在全世界面前只有一条路：互利双赢，共拯全球，谁也不必吹牛。国际政客们的肉麻小动作，譬如捧出一个凶残农奴制的代表人物招摇，以要挟中国，伎俩之拙劣，手法之鄙陋，只成为媒介的笑料。人们想起民间的谑语：“武大郎卖豆腐，人孬货软”，以此来碰庞然中国，正如蚂蚁在山脊背上爬动，不大引人瞩目。
中国人从来不曾将现代化和西方化等同起来，恐怕这只是某些西方政客和谋士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期盼或猜想。他们心向往之的恐怕正是中国的西方化。化者，入其彀中也，入其牢笼也，成其附庸也。自古有着民族尊严的中国人，从来有大国之雅量海涵，吸纳一切外国优秀文化的传统。然而，任何虚假的、伪善的心态和行止，都无法动摇中国人传统所信守的格言，譬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人际关系如此，国际关系亦复如此。当下的世界可以用《荀子·解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来描述，当人类群体中的每一个体成员，都以私欲行事时，那就必然违背了自然和谐和社会和谐的大法则；当“道心”——这不可违抗的自在之物暗淡无光、被人遗忘的时候，那么“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大危险便近在咫尺。难道世道人心不是经济、政治、法律、契约等等背后最重要的、无形而潜在的目的和实际左右着行为的伟力吗？它可以使人类一荣俱荣、使人类一衰俱衰。
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还须要经历一个、两个世纪，而当下可以分析的是触之可及的人性。经济危机表现出金融大国一贯逞强行凶和伪善掠夺的本质，在它们那儿没有公正和仁义。当他们嘲笑中国的文化对人类没有贡献的时候，他们大概忘记了一百七十年来中国所受的一切凌辱和宰割。打开中国大门的正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文化”。西方的评论家们害怕的正是“中国人仍将西方带来的屈辱历史铭记于心。”胆寒的正是：“这个国家1980年以来的开放程度令人着迷”（新华社柏林11月4日德文电《商报》文摘）。殊不知，中华民族善良的遗传基因，它在人类历史上展现的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而不是怨怨相报，了无尽日。“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项社会事业显著进步。”然而：“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性，都是世界所罕见的”（胡锦涛《坚持开放合作，寻求互利共赢》，在亚太经济组织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国人知道，今天世界应是一个同舟共济的、互利共赢、“讲信修睦”（《礼记·礼运·大同篇》）的时代。中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中国是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中国人信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格言，当寡廉鲜耻的对中国掠夺欺凌的时代过去之后，我们所希望于世人的是，躬自反问，我们过去和今天对得起中国吗？仅此而已。中国人知道一个“恕”字，知道“相逢一笑泯恩仇”。然而我们所得到的回报，则往往令人发指。中国倾全国之力所主办的奥运会，目的只有一个：和平、团结，而德国竟有无耻的“黑色奥运”展览，对此全世界人民拊掌、罗格先生赞为“无与伦比”的盛会，进行肆无忌惮的诽谤与中伤，于情何忍？于理何忍？中国人的克制力，对此类小事可不予理睬；但对那些一方面希图中国援手，一方面狰狞恐吓有加的大家伙，恐怕不会置若罔闻，我们祝福他们能尝到好果。
人类在经济海啸前面临着整体的心灵的救赎。往昔人类的历史，无非是玉帛变干戈，干戈化玉帛，恶德的因果在无休止的赓续着。而这次的经济风暴就更关乎着“人”和“天”的关系，不只包含着宇宙本体论，也包含着宇宙生成论。人类作为宇宙中的微小存在，他在自然合目的性的条件下生成，它和宇宙本体同在。然而当人欲超越了一定的警戒线的时候，虽然黄牌频示，人类依旧无动于衷，一意孤行地鼓动那难填的欲壑，这时自然的合目的性便会发言了，轻的叫局部惩罚，重的叫天怒。
大自然赋予地球的资源有限，有限度的人口本可节俭为生，安其居乐其俗，倘若地球上各不相同的族群，都能稍稍理解一下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本旨时，那情况便不致发展到今天如此的不堪收拾。人欲者，非指饮食男女也，非指必须的物质需求也，指的是那违拗天意的，超前的欲望。这超前的欲望据说会在一个晚上使任何一个平民拥有汽车和洋房、有种种可有可无的消费，当借贷成为全民性的生活习惯时，其可以维持的时日，在宇宙看来真是刹那的。祖父欠下的贷款，父亲无法偿还，父亲的贷单又到了儿子的手。人们不想到明天的日子，只图当下的快乐，然而这快乐曾几何时化为了无可慰藉的悲哀。人们于是竞相购买股票，股票有它自身的法则，它的法则是绝不会使所有的人发财。浑浑噩噩的人群有着普遍的侥幸心理，原本多属小股民遭殃，今天亿万富翁们同当其祸。因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忽略了实体经济的无可自拔的困厄，在虚幻中的生存似乎更容易得到精神的解脱。但是新的希望带来新的失望，这次的金融风暴是一视同仁地对所有人，或更直捷的是对普遍人性中的恶德——投机、侥幸、贪婪等等的后报，从佛家的观念讲如是之果有如是之报，没有任何别的解释。
对人类亘古以还不可救药的、挥之不去的“私欲”，西方的先哲和东方的先哲，都有过切中肯綮的提示和警告。苏格拉底曾经热烈地歌颂“善”，而他以为“善被称作自制和诚实”（重点号为本文作者所加）。而我以为，所有的“恶”则正好相反是纵欲和谎言。于是苏格拉底告诫人们：“要抵抗欲望，而不是向他们投降。”他劝导：“自制就是不受欲望的驱使，对欲望保持一种体面的冷漠。”苏格拉底希望人们学会“指向他灵魂的”思考。（以上引文均见《柏拉图全集·斐多篇》）。
而在中国《四书·大学》中，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重点号为本文作者所加）。这真是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要回归到所得乎天的本初的光明（“明明德”）。革除陋习，勉作新人，（“在亲民”。“亲”作“新”解）。而达致为人道德的至高之境（“在止于至善”）。我们知道人类物质文明的日新月异，并不意味着精神和道德的前进，某些时候甚至背道而驰。宇宙之大，横无际涯，而地球和人类之渺小，宛似沙尘。当康德以他渊博和谦卑的本性在写完他的《实践理性批判》时说：“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着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结论》）。他的敬畏是由于自感微弱，他的惊奇是因为宇宙的伟大。这不正是《老子》书中所提到的“道”和“德”吗？这不正是中国人二千五百年来所信守不渝的，反对粗猛刚厉、主张“上善若水”、提倡居卑处微，克己而利他的思维的胜果吗？
天地之间，总有那恒居不变的存在，康德讲“作为本体而言，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纯粹理性批判·第二部分·第二编·第二卷·第九节》）。霍金告诉我们，宇宙的变化以千万亿年计，这对生命有限的人类而言，大体可说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那是永恒的，不假言说的大存在。人类应当思考的不仅是目下的急难，更应仰首看一看星空。
在空前的经济海啸之前，你倘不作“指向他灵魂的”思考，那么一切应时的举措，能平息灾难于一时一际，然而所得的后果往往是决海救焚，焚收溺至。人类面临着整体性的心灵的调整。是时候了——“至善”正以他不朽的光照在引路，唯一的是看你走不走。放下一切的自负、伪装，认识自身的缺陷，恶德过甚则必须改弦更张，勉作新人。而今，“霸权”竟何在？那对人类为害至钜的“霸权”，怎么不见他拯救世界的伟举？当然，这是任什么人有天大的本事也解决不了的难题，而人类可以做到的是不作岸上观，不要各人自扫门前雪，妄图以贸易保护主义等不足取的手段自渡难关。我们正应坚持朝着那“把握建立公平、公正、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坚持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胡锦涛《坚持开放合作，寻求互利共赢》在亚太经济组织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当今世界，中国古代寓言中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不会重演，全世界再不见可袖手得利的渔翁。对人类共同的难题，人们必抱同心同德的良知、风雨同舟的决心、和衷共济的善意、夙兴夜寐的努力，视地球为共同赖以生存的家园，才可能治标治本，谋求共同的生路。举措急则天下乱，而举措慢则天下灾，那么唯一可行的是科学治理、科学调整和科学发展。徒托空言无济于事，坐以待毙则必致整体倾圯。苟有“贩粟者欲岁之饥，卖药者欲人之疾”（北齐·刘昼《刘子·言苑》）此种不齿之丑行者，则天下可鸣鼓而攻（攻，批评，非攻打）。
中国人民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受尽一切的灾难和屈辱，我们更记得107年以前辛丑条约，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彼时中国只四亿五千万人，也就是中国人每人交出一两银子来。更有甚者，这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总合九亿八千万两，中国人就更得勒紧裤带每人交出二两银子。西方对中国的敲骨吸髓至此可谓极矣。历史一页翻过去了，中国人不会轻忘。但以直报怨，不意味着今天会出来做冤大头。中国人沬血饮泣，熬过了千难万难，终于站起来了，中国人不容易。今天我们会怀着仁人之心，关心普天下的困难，作力所能及的工作，“仁至义尽”一词正可描述今日之中国。
“在任何社会里，不管是禽兽的或人类的社会，从前都是暴力造成霸主，现在却是仁德造成贤君。地上的狮、虎，空中的鹰、鸷，都只以善战称雄，以逞强行凶统治群众；而天鹅就不是这样，它在水上为王，是凭着一切足以缔造太平世界的美德，如高尚、尊严、仁厚等等。”（布封《布封文钞·天鹅》）。
霸权式微，大同共造，是缔造太平世界的八字箴言，它从远古回响至今，微言大义，发人深思。它离我们很近，“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篇第七》）在金融海啸中，人类正应澡雪精神，疏瀹肺腑，从往昔的迷途走向绚烂的明天。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让我们走向众芳之所在，那儿正是炊烟袅袅的家园。
